在《经济观察报》读到这篇文章，这里展现的是村上春树真实的人生观、世界观与真实的精神世界，对我们真正理解他的作品会有很大助益。

    
    虽然村上春树的说在我国读书界以至坊间依然如日中天，其照片也不时见诸网面报端，但实际村上本人对我们仍似乎是个谜一样的人物。村上向来以低调闻名，一般不接受媒体采访，不登台讲演。交际范围也其有限，别说中国同行，跟日本同行都几乎不打交道。除了村上龙，同任何作家都不来往，更不参加任何作协组织，不出席任何聚会。他一年大半时间不在日本国内，有时在国外连住几年。又喜旅游，差不多走遍整个欧洲大陆（这也是他躲避干扰的一个有效办法同时产生了大量的随笔和游记）。１９９３年开始我曾在长崎任教三年但那时他几乎一直旅居美国闷头写超长篇《奇鸟行状录》，未得见面。
    话虽这么说，有机会见面当然再好不过。机会终于来了。去年１０月下旬，我应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邀请来东京大学任一年Ｆｅｌｌｏｗｓｈｉｐ（特别研究员）。来时正值村上新作《海边的卡夫卡》上市不久，无论大书城还是小书店（日本店极多），迎门最醒目位置无不摆有上下卷《海边的卡夫卡》，不由让我想起十五年前留学大阪时所见上下卷《挪威的森林》热销的情景。我对友开玩笑说如今惟有村上是日本经济的一个亮点，是无而无不为的成功范例。
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于今年一月十五日下午访问了村上春树。
    村上春树的事务所位于东京港区南青山使馆集中的幽静地段，在一座名叫ＤＥＮＭＡＲＫ ＨＯＵＳＥ的六层写字楼的顶层。一位女助手在门口等我。事务所大约是三室套间，似乎没有专门的会客室。我脱鞋走进的房间像是一间办公室或书房。不大，铺着地毯，一张放着电脑的较窄的写字台，一个文件柜，两三个书架，中间是一张圆形餐，两把椅子，没有沙发茶几，陈设极为普通，和我租住的公寓差不多。村上很快从另一房间进来。村上个子不高，一点儿也没有发胖。上身穿花格衬衫，里面一件黑Ｔ恤，下身一条灰白色牛裤，挽着袖口。头发不长，平铺在头顶，谈不上什么发型。也许第一次见中国大陆来访者的关系，表情带有几分见生人时的拘谨和羞涩。这多使我想起村上笔下的男主人公，想起“永远的男孩”形象。看不出是年已五十四的海内外闻名的大作家。做派也完全不同于重形式讲礼节的一般日本人，没有鞠躬没有说初次见面请多关照，甚至不知道让座，似乎比我这个客人还局促。
    我们隔着餐桌坐下。交谈句之后，气氛很快融洽起来。他的笑容的确不多，很难想象他会开怀大笑，但感觉上他还是很随和，大约属于他所说的那种“心不化妆”的人，他的外表应该就是他的内心。我把自己签名的《挪威的森林》和《萤》的译本送给他。他拿在手上翻着书页说印制质量错，比以前好多了。接着他在新作《海边的卡夫卡》上下卷写下自己的名字，并盖了两个章，一个章是趴在草地上的小兔，一个是一对红蜻蜓。看了，我心想难怪他这个年过五十的人还能在《海边的卡夫卡》中把一个十五岁男孩写得那么好，即使从这类细小地方也可看出他不失童心和童趣。也难怪他对我刚才送给他的我国古代童戏瓷片画连道喜欢。其实村上本人没有孩子，而他这次特意“作为另一个自或自己的一部分”写了一个十五岁的男孩，我猜想未尝不是出于某种补偿心理。
    我下决心提出照相，他竟痛快地答应了。自己搬椅子坐在我旁边，由女助手用普通相机和数码相机连拍数张。我给他单独照时，他也没有推辞，左手放在右臂上，对着镜头浮现出不多见的笑意。我问了自己翻译《海边的夫卡》当中遇到的外来语，他迅速写出相应的英文原词。并女助手介绍给我，说以后有什么尽管找她，自己常去国外，但助手会及时用伊妹儿联系。于是我问他为什么总不在日本，他说在国内毕竟有干扰，例如电话等等，而去海外就可以专心创作。在国内时写作也基本不在事务所，写《挪威的森林》那时候是手写，后来改用电脑。
    闲谈一个小时后我说想要采访他，集中问几个问题，他示女助手出去，很认真地回答了我的提问。我问他何时去中国见村上迷，问他对二十卷中译本文集出齐的感想，问他的新作《海边的卡夫卡》的构思，也问了他创作的动力、想象力的源、孤独与沟通的关系以及对获诺贝尔文学奖可能性的看法。他强调写作是为了使自己以至读者的灵魂获得自由。他谈得很投入很深刻，富有新意。不知不觉又过去了半个多小时。最后我请他为预定四月底出版的中译本《海边的卡夫卡》、为中国大陆读者写一点儿ｍｅｓｓａｇｅ，他爽快地答应下来。 
    他送我出门。走两步我回头看了他一眼。村上这个人没有堂堂的仪，没有挺拔的身材，没潇洒的举止，没有迷人的吐，衣着十分随便（他从不穿西装），即使走在中国的乡村小镇上也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但就是这样一个人被无数日本女性甚至中国女性视为界第一男人；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这个文学趋向衰落的时代固守着文学故土并创造了一代文学神，在声像息铺天盖地的多媒体社会执著地张扬语言文字的魅力，在人们为物质生活的光环所迷惑所陶醉的时候独自发掘心灵世的宝藏，在大家步履匆匆急于向前赶路的时候不声不响地拾起被遗弃路旁的记忆，不时把我们的情思拉回某个夕阳满树的黄昏，某场灯光斜映的细雨，某片晨雾迷蒙的草地和树林……
这样的人了怕也麻烦，而若没有，无疑是一个群体的悲哀。
    您的长篇新作《边的卡夫卡》中译本将于４月末在大陆出版。您能对中国读者谈一下这本书的创作构思或特么？
    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和过去不同。过去我写的主人公都是二三十岁的成年人，而《海边的卡夫卡》的主人公是处于发育成长过程中的十五岁男孩儿。小说的类型和以往不一样。我写得很投入，想开一个新的天地。如果中国读者能对此中意，我非常高兴。
    一般说来，主人公的年龄随着者年龄的增长而增长。但这次我把主人公的年龄大大降了下来，写起来非常有趣，非常开心。十五岁这个年龄段含有大凡所有的可能性，可以把自己变成任何一种样子。我以往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某种程度上已经定型了的人物。能够自行决定自己同社会的距离、同外界同别人打交道的方式。但《海边的卡夫卡》的主人公则是尚未决定而将要对此做出决定的少年，这对写他的我来说绝对是个挑战。主人公年龄上应该我的孩子——我自己固然没有孩子——怎么说呢，在这个意义上，我大约是把主人公作为另一个自己、作为自身的一部分来写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我自己也是一部不同一般的作品。主人公将变成什么样子呢？他的成长过程让我非常感兴趣。日本也好中国也好世界任何地方都正处于剧烈变化时期。今的年轻人在这样的时期生存实非易事。假如自己十五岁，那么将如何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社会生活下去呢——这个假设非常有意思。当然，对于早已是成年人的我来说，做这样的假设并不容易。
    《海边的卡夫卡》似乎同《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关系……
    关系非常密切。很早以前就想写《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续篇。
    您是位高产作家，是什么促使您一直笔耕不辍的呢？或者说类似创作原动力也未尝不可。
    我已经写了二十多年了。写的时候我始终有一个想使自己变得自由的念头。在社会上我们都不是自由的，背负种种样样的责任和义务，受到这个必须那个不许等各种限制。但同时又想方设法争取自由。即使身体自由不了，也想让灵魂获得自由--这是贯穿我整个写作过程的念，我想读的人大概也会怀有同样的心情。实际做到的确很难。但至少心、心情是可以自由的，或者读那本书的时候能够自由。我所追求的归根结底大约便是这样一种东西。
    包括新作《海边的卡夫卡》在内的您许多作品表现出极为丰富而奇特的想象力，那样的想象力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说来自何处呢？
    想象力谁都有，难的只是接近那个场所。林先生也好谁也好肯定都有自己的想象力的世界，但下到那里、找到门、进去又返回则是十分困难的。我碰巧可以做到。如果读者看我的书过程中产生同感或共鸣，那就是说拥有和我同样的世界。我不是精英不是天才，也没什么才华，只不过能在技术上打开门，具有开门身临其境而又返回的特别的专门技术。这的确很难很难。这一多半取决于精神集中力，而精神集中力取决于训练和体力。我每天都通过跑步来炼身体和训练集中力，失去它就完了。维持健康对于写东西很重要。我天天早睡早起，天天运动、跑步，每年都参加马拉松比赛，喝酒也不过量。过去的作家全都喝酒，生活全然没有规律。而我不同。这方面的想法不一样。
    您最近在网上回答读提问时似乎这样说过：“我认为人生基本是孤独的。但同时又相信能通过孤独这一频道同他者进行沟通。我写小说的用意就在这里。”但反过来说，孤独所以成为孤独，就是因为不能同他者沟通。您是怎样看待、或者在小说中是怎样处理孤独与沟通的关系的呢？一般认为您小说的主题是孤独、空虚与无奈……
    是的。我是认为人生基本是孤独的。人们总是进入自己一个人的世界，进得很深很深。而在进得最深的地方就会产生“连带感”。就是说，在人人都是孤独的这一层面产生人人相连的“连感”。只要明确认识到自己是孤独的，那么就能与别人分享这一认识。也就是说，只要我把它作为故事完整地写出来，就能在自己和读者之间产生“连带感”。其这也就是所谓创作欲。不错，人人都是孤独的。但不能因为孤独而切断同众人的联系，彻底把自己孤立起来。而应该深深挖洞。只要一个劲儿地往下深挖，就会在某处同别人连在一起。一味沉浸于孤独之中用墙把自己围起来是不行的。这是我的基本想法。从您的小说或从您的说主人公身上可以感觉出您对中国、中国人的好感，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作品深受中国读者喜爱的一个原因。您的这一心情是如形成的呢？和中国人实际接触过么？
    在美国的时候，我时常和韩国的中国大陆的中国台湾的留学生交，不过总的来说当时中国人还不多。同他们谈起来，觉得读者——美国的、欧洲的、韩国的、中国的读者——反应有很大差别，这种差别非常有趣。我的小说常有中国人出现。《奇鸟行状录》有不少战争时候的沉重场面，我还真点儿担心中国人读了恼火。我是在神户长大的。神户华侨非常多。班上有很多华侨子女。就是说，从小我上就有中国因素进来。父亲还是大学生的时候短时间去过中国，时常对我讲起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是很有缘分的。我的一个短篇《去中国的小船》，就是根据小时候在神户的时候的亲身体验写出来的。
    有人说，如果日本再有一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么很可能是您。您对此怎么看呢？
可能性如何不太好说，就兴趣而言我是没有的。写东西我固然喜欢，但不喜欢大广众之下的正规仪式、活动之类。说起我现在的生活，无非乘电车去哪里买东西、吃饭、吃完回来。不怎么照相，走路别人也认不出来。我喜爱这样的生活，不想打乱这样的生活节奏。而一旦获什么奖，事情就非常麻烦。因为再不能样悠然自得地以“匿名性”生活下去。对于我最重要的是读者。例如《海边的卡夫卡》一出来就有三十万人买，就是说我的书有读者跟上，这比什么都重要。至于获奖不获奖，对于我实在太次要了。我喜欢在网上接收读者各种各样的感想和意见，有人说好有人说不怎么好，回信就此他们交流。而诺贝尔文学奖那东西政治味极浓，不怎么合我的心意。
    十几年前您为创作《奇鸟行状录》去过一次中国，主要去东北边境一带，现在中国有那么多村上迷，您不打算再去一次吗？
    去还是想去一次的。问题是去了就要参加许多活动，例如接受专访啦宴请啦。而我不擅长在很多人面前亮相和出席正式活。想到这些心里就有压力，以至一路逃了下来。相比之下，还是一个人单独活动更快活。
    最后请谈一下将来计划。
    将来计划还说不准。我大体是三年一部长篇。《海边的卡夫卡》刚写完，往下就写写短篇搞搞翻译什么的，同时积累素材。我会很长命的，不要紧（笑）。

    文/林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