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周刊2006年初有一个美国最具创新企业价值排行，前三甲均为医疗保健企业，联邦医疗保险计划开支已达到3700亿，随二战后婴儿潮出生的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此项计划开支将更加高涨。2007年二月份商周中文版的经济论坛刊出Steven Hofmen的《美国联邦医疗保险改革之我见》，其中陈述观点结合之前刊出的联邦医疗保健公司运作机制的相关文章，可以给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每个国家的医疗保险的财政来源都来自于纳税人，如果个人消费医疗不受到控制或激励，就没有人会关心此项医疗的成本，如果要节约资源，又有利于控制联邦医疗保险支出的方法还是使用经济学原理：人们都会对激励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反应，如果个人在节约医疗开支的同时能够给自身增加收益,这样个人就会想方设法节约医疗资源,这样才能同时降低联邦医疗保险开支。由于许多国家并未采用让个人参与消费市场化的方法，导致了医疗保障体系的破产，香港、台湾和我们的医疗体系基本都走到末路。
　　联邦医疗保险计划署与个人只是整个医疗消费链中两个端点，当中还有医药生产、药品流通和医疗企业，如何有效控制整个环节中的弊端，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拿我们的医疗消费现状可以看到一些问题：如果整个环节没有很好的控制，就会出现药价虚高[（旧药申请新批文改头换面成新药，重新提高价格），2006年国内药厂申请1000多个新批文，其中真正新药只有20多种，而美国只有200多个批文的申请（来源：经济观察报2007.3.12)，大多数药品通过申请新批文，价格又回到了原点]，同时药品流通环节的不当得利并未受到任何损失，医疗企业通过使用保留处方的方式，个人医疗消费并未有任何改变。
　　如何有效的控制整个环节，并有利于个人医疗消费、同时降低总体支出，美国创新性的通过第三方：医疗保健公司来获得整个环节的平衡，并通过立法确立医疗保健企业的各项权利和赋予监控职能。将国民医疗外包给医疗保健企业，医疗保健企业通过市场化运作，大大的提高了效率，降低了医疗成本。通过立法医疗保健企业获得几项重要权利和职能：首先是处方药品决定权，同样疗效选择药价合适的药品，其次是与药厂的药品协商定价权利与采购权，通过以上两项就有效控制了药厂改头换面，虚提药价，医疗保健公司也可向印度、中国、甚至非洲的药厂采购药品，不但能够降低采购成本，并可避免药品在本国由于药品专利权而引起的高价格。同时医疗保健公司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为个人选择医疗消费，如：印度的心脏搭桥手术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去他国医疗消费,也可降低联邦医疗支出。有效控制药品生产企业和医疗企业后，药品流通企业的作用基本上是“传送带”，也就不会出现我们国家的流通企业控制药厂生死的现象了。

      这是我发在豆瓣网.哈佛商业评论与商业周刊讨论组.上的评论,也把它发在这里,有兴趣可以去我在豆瓣建的小组哈佛商业评论与商业周刊讨论组

     “是机会不平等造成当前贫富差距拉得更大”，读完经济学原理之后,终于可以对这句话作个浅显的评论了，垄断与腐败来自于同一根源，自上而下追求效率，追求宏观目标，不顾及政策执行过程中对“微观”损害，最终，让大部分人承担经济政策的遗留成本，少部分团体集团，却摘取了顶端的果实。一说到问题，就归结于体制，体制让大众不平等，是体制伤害了大众，“在这条路上开车，一定会有死伤”，有了这样的托词，经济学家又可以高枕无忧了，因此改革真正成了“豪门盛宴”。
      经济学家过于泛滥，使经济学家的供给缺乏“弹性”，经济为政治服务，表面上经济学家是副手，政治是统帅，但政治家天生对资本的本性认识不足，在政治指挥棒挥舞之下，资本就想决堤的洪水，冲垮设定的围栏，不可收拾，最终还是请经济学家补漏，危难之中救主，后果可以不计，洪水最终堵住了，却淹了庄稼，冲毁了房屋。这过程中资本却享受其中的好处，经济学家立了功，有功就要领赏，经济学家从军师又演化成了英雄，鲜花掌声夹道，合作搭档关系永续。
      公平在哪里？在于政治家的远见与经济学家的责任和良心，欧美发达国家在意识形态虽然不同，但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过程是有目共睹的，社会大众福利与社会参与度的平等动用司法严格地保护，社会大众的利益不会“随意”地受到伤害。
      经济学家是个聪明圆滑的群体，但其中也不乏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经济学家，能够在公正的立场，公开著书立说，陈就自身观点，这是我们社会的星光，虽然不能照耀中国大地，但那也是正义的声音......

 

    想写一篇二月河《康熙大帝》和《雍正皇帝》这两本书的书评，近来事多,无法完成,只能过阵再写,2006年《商业周刊》中文繁体版第952期，刊登<林孝信看《雍正皇帝》学勤政，学用人>的文章值得推荐，详细文章可以通过左边〈商业周刊〉的链接下载。以下是原文摘要：

 

      五月一日到七日,给义乌亲戚的一家公司培训销售团队。培训的过程比较顺利，就是，企业领导人对市场和营销的观念无法转变，制定的市场调查计划与经销商发展计划均无法执行，对品牌的认识也只在乎表面，基本停留在买卖推销的阶段。企业的产品推出两年，也没占多少市场份额，更不用论品牌影响力了。

      为维持培训的效果，今天大清早，再次回到义乌，此次工作的重心不是如何作好培训的效果，而是放在如何转变企业对市场和营销的观念，特别是企业老总的观念。对于这样的民营企业无法跳出原有的思维，企业就无法得到发展。

      民营企业一般很少专门有人深入分析市场与营销策略，对核心竞争力与资源利用很少进行思考和分析，无法组织有效的营销战略，也无法制定出有效的营销计划。产品定位不清晰，在市场中没有任何突出表现，市场中没有任何影响力，对品牌行销没有一点认识，扭转观念看来真是一件难事，希望在这边的两天能起到扭转观念的效果。

    主流经济学家们为什么对封杀郎咸平教授的节目保持沉默甚至支持态度，这得看谁从该事件中获利。主流经济学家左右了这么多年的经济政策的制定，获得了这么多年的荣誉和待遇，舆论上面一直都是正面的声音，在郎咸平教授来了后却集体“失语”了，原来主张的轰轰烈烈的MBO被政府叫停了，经济学家”光环“在2004年给讨论没了，奈以生存的衣钵没有了，开始被公众质疑了，而郎咸平教授的层次却上去了，成了《中国10大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排行榜第三（张五常蝉连榜首，钱颖一、郎咸平两人紧追在后，2006）。

    原来的主流经济学家一下子从众星捧月到了众矢之的，这群明星的心里落差是相当大的。怎么办呢？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堵住反对者的声音，方能保一时安宁。幸好，手上还有媒体等资本，于是乎”声讨“”质疑“”封杀“声不绝于耳，但是不管用，2004年的大讨论已经被证明有的东西越是曝光越是靠不住，反而助长了郎教授的势力。影响了这么多年的政策制定，改革造就了这么多巨富者，不是没有支持者的，终于找到了节目主持人必须有普通话资格证书这个理由，在06年2月份动用行政力量把郎咸平教授的《财经郎闲评》给停了下来。在06年”两会“的时候令人尊敬的政协委员吴敬琏说过“对这种大是大非问题应该讨论清楚，我不是赞成用行政压制讨论，但不能用造谣、煽动弱势群体的这种办法来讨论，如果用这种办法，就是‘捣糨糊’，把事情搞得一团糟，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有心，但结果往往如此。” 这就是主流经济学家的呼声，虽然在这面大旗下不知道掩护了多少人的名誉、地位和利益。《世界商业评论》2004年指出，在中国冠有经济学家头衔的有5000多人，然而，能在国际主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的经济学者不超过100人，而在国际上有知名度的应该不超过10人。“不是赞成用行政压制讨论”，最终《财经郎闲评》还是给行政命令停下来了，理由是“没有普通话资格证书”，真不知道前两年的节目是怎么办下来的，真不知道收视率排名上海有限电视前三名的节目是怎么被普通观众听懂的，以前为了顶住压力，电视台之前还专门设置了一位女主持在节目开头做序，大家应该留意过。但是在3月2号“两会”就要召开了，为了“避免与两会不和谐的声音”，果然《财经郎闲评》在二月底录完最后一期节目后就宣告停机了。

      大家忘了吴敬琏教授是怎么火起来的吗？他有一个曾经给他带来过压力，但现在带来了更多荣誉的绰号——吴市场。 那是在1978年后，中国经济学界开始围绕着改革的目标是计划还是市场的问题而争论。由于吴敬琏顽强地坚持改革的市场取向，他在激烈的辩论中被坚持计划经济的学者贬抑地加上了这个绰号。不过，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吴敬琏却以“吴市场”之美誉名扬全国。这就是旗帜的作用，当理论和观点符合时代要求，符合民意的时候，理论和观点的提出人自然就水涨船高了。原来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打着改革的旗号，丢出“冰棍”“靓女”一个个鲜活的比喻，到处发表文章，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做学术界、企业界的座上宾，各种荣誉称号、各种采访报道扑面而来，更不用说成为众多学子大众的偶像了，这些难道不是利益？当这些学者的理论、观点和措施在实践中的结果被证明是出现了大量问题，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公平公正丧失、新“三座大山”开始来临时，他们已经开始坐立不安了，但是郁于自己提出的理论、观点和个人能力得不出好的解决办法，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坚持下去，往前走，说不定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呢。可惜的是，时代不会等你，郎咸平教授引起了2004年轰轰烈烈的国有企业产权大讨论，使国家当局紧急停止了2005年初如火如荼的MBO，使广大中小股民看到了上市公司如何掏空中小股民的钱包，使得大家看到在“国退民进”大潮中一张张变着法子“空手套白狼”攫取国有资产的丑恶面孔，更为重要的是，郎教授指出了问题的根源，问题存在于哪些环节，指出了解决问题的可以采取的各种办法，更让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来借鉴中西方曾经有过的改革经验，避免在改革道路上出现各种已经发生过的失误。郎咸平教授另眼看财经，用各种实证案例和清楚的分析让社会大众了解各种社会经济现象的起始、过程和未来的几种走向，以及在历史上、在世界上有没有类似的案例和现象后，大家的思维开始清晰了：原来我们一直局限于我们的国家、我们改革的这二十几年这些小圈子里，怎么看也看不清楚，只因为身在此山中！郎教授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从东西方的格局上清楚地了解我们身边发生了什么事，让我们知道了美国的股市原来也曾混乱不堪过，让我们知道了英国也有“国退民进“的历史，让我们知道了“信托责任”、“辩方举证”、“做好是应该的”这些国外存在的事实和观点，让我们知道了大陆法系的国家的股市也都不怎么好。郎咸平教授让我们的思考已经不再局限于个人，因为我们发现不论个人怎么奋斗都好像是在苦苦挣扎；我们知道了，如果国家大环境不好，个人的奋斗是相当有限的。可以说，郎教授是在另眼看财经，我们却成了大眼看社会，我们正在以历史责任感、国家大局观审视着当代社会的一呼一息，我们知道，中国当代社会的每一步变革，都将直接或者间接影响我们未来的生活。郎教授带来了另外一种角度，带来了耳目一新的观点和概念。这种从时间和地域全方位、多角度地剖析当今中国的各种问题的思维方式，给中国的学术界带来了新鲜空气，给迷失在改革浪潮中的人们带来了希望，至少能有一条看得见光明的道路可以走下去，而不是眼睁睁地看着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和股市一跌再跌而无所作为。

     令主流经济学家不平的是，“如何搞好改革”这顶大旗被郎咸平教授抗走了。郎咸平教授对中国改革的进程和发展方向起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他的理论和见解，群众拥护，政府觉得有理，这从2004年国有产权改革全国大讨论，顾雏军状告郎教授污蔑的官司还没打完就锒铛入狱，国家当局于2005年初紧急停止MBO，各大企业、银行纷纷邀请郎教授做讲座，网友自动自发为他办网站宣扬他的观点，各大BT网站不间断发布每最新一期《财经郎闲评》节目，就可见一斑。现在还有谁还会记得当初那批坚持计划经济的学者，谁会同情他们争辩失败之后的境遇呢？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相对于国家的发展而言，这一小批曾经坚持过错误方向的人的尴尬是无法避免的。主流的经济学家们所当心的是，如果郎咸平教授继续在大陆的话，将会成为下一代“吴敬琏”，而他们将成为与时代步伐不一致的声音，因为郎咸平教授所主张的理论和观点是他们难以反驳的。他们清楚地知道，1992年吴敬琏教授的“吴市场”美誉名扬全国之时，也是大批坚持计划经济并且曾经非常强势的学者们黯然伤神之时。封杀《财经郎闲评》，对于既得利益获得者（这里不作讨论）和原来坚守“改产权轻松上市” 、“国退民进而经营者持大股”、“经营得好不如改制卖得好”各种理论的人无疑是件好事。最好是郎教授被从中国大陆给赶回台湾或者美国，不要再给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们难看。自从郎教授来了以后，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原来的“冰棍”、“烂苹果”、“靓女”被扔到了一边，到处都是“大政府”“集体诉讼”“信托责任”“严刑峻法”“做好是应该的”这样的观点。如果任由郎教授的观点发扬光大的话，不仅原来主流经济学家的地位难保，政府顾问这些位置都有换人的可能。

     不要忘记，国家之所以给经济学家们各种待遇、地位和荣誉，是因为国家经济建设需要一大批懂经济的人，需要他们帮忙做各种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决策和政策法规。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存在的价值，在于能够辅助整个国家向着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反之，是不会获得社会承认的。冠以经济学家，只能说你是一个advisor，一个建议者，而不是国家管理层，更不要妄想凌驾于管理层之上，替代他们做决策，当然也不要指望在学术界动用各种行政手段打压反对者的观点，破坏基本的言论自由，大搞学术腐败。国家采不采用经济学家们的意见，采用哪些经济学家的意见，聘用谁做顾问，在做决策和政策的时候取舍谁的意见和建议，一切都在于经济学家当中谁能行之有效地帮助国家快速健康发展，it depends! 当“计划”和“市场”大讨论中，时代选择了“市场”，也就成就了中国大陆最受尊敬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现如今，改革已经进入了攻坚战，各种矛盾和问题凸现，原有经济学家鼓吹的“卖光”、“改产权轻松上市”、“经营者持大股”因行之不通被国家频频叫停，时代的要求必然产生另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是不是下一位大陆最受尊敬的经济学家还很难讲，但是目前为止似乎只有他能够轻松入围。中国青年报的2005年评选“你相信哪位主流经济学家”活动中，郎咸平教授以31.0%的比例高居榜首！郎咸平教授一针见血地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的风格，为中小股民请命的责任心，还有“国退民进三部曲”、“严刑峻法”、“信托责任”、“集体诉讼”等等主张和观点，都得到了广大民众的呼声和支持，在实践中更是屡屡中的。

     中国第四代国家领导人是谦虚的也是自信的，是善于学习和明辨是非的，中国社会的每一呼每一息他们都洞悉得清清楚楚，对于中国社会的脉搏也了解得最通透。谁的观点和理论代表时代发展潮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实践中最可行，对长远发展最有利，国家高层和广大人民的眼睛无疑都是雪亮的。可以大胆地预测，不久的将来，郎咸平教授的观点将会被正式承认并成为社会主流，原来那些主流经济学家将因为所提出的理论观点不符合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要求而被扔进历史的垃圾桶，一如“计划”经济学派被淡忘一样。现在对郎咸平教授进行的围堵、漠视和封杀行为，将会被后来者作为这个时代的笑柄，他们看到一群原有的社会主流经济学者们为了自己的名誉和地位而对一位敢于说真话、有良知并且带来了改革良药的新秀学者进行围追堵截，最终落了个被整个社会所抛弃的结果。

 对于这批因为观点和理论不符合时代要求而没落的学者，其实并非没有退路。不知道“计划“经济学者们在“市场”理论占据主流之后他们是如何熬过来的，是否过得还好？当前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应该要好好研究一下。在这里要说的是，尽管原来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由于主张的理论和观点不为历史和社会所接受，但我们也必须对他们的学术水平和学术成绩予以肯定，他们的求学经历、丰富的经济学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都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仍然可以在大学当教授，可以著书育人，做正确知识的传播者，甚至还可以再提出新的观点和理论，而不要老是抱着原来的错误理论不放、阻碍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脚步，更不要鼓动行政力量对持不同观点和理论的学者进行打压。学术理论界有争辩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有正确的肯定就有不正确的，我们不需要对学者的人品进行谩骂和攻讦，不管其有或者没有与既得利益者结成同盟，毕竟一个理论和观点的提出只有学者才有这种水平。关于郎咸平教授的未来走向，个人觉得最差的结果就是当今的媒体迫于上层压力，都不敢给郎教授发表言论的舞台，迫使郎教授远走台湾或美国，因为在香港的作为不可能太大。但是，不会过多久，他就会被重新请回祖国大陆并做国家改革经济建设的首席经济学家，毕竟有良知、为中国良性改革敢说真话、为中小股民请命、为广大民众争取公平获得财富机会的学者，是不会被忘记的，何况郎咸平教授的国际学术地位是被事实证明了的。

 

 转贴请注明原作者 勇敢的心

        《理性思考中国改革》文章内容，可参见网易商业财经的文章，也可查看我之前写的 读张维迎《理性思考中国改革》，另外可查阅《经济观察报》4月3日，第35版经济学家《公平何处寻》张春霖文章，和张军、王祺论文：《权威、企业绩效与国有企业改革》

      盛大最近传出放弃“盒子”计划，回归于游戏主业的传闻，2003年，盛大到达游戏事业的顶峰时刻，效仿索尼与微软推出集家庭游戏与互联网内容服务的“盒子”，从专业网游过渡至互联网客厅，完成从小格局到大市场的战略转换，摆脱国内未来游戏业市场的不可预见性，成就国际娱乐业巨头。但此计划在三年之前，就受质疑，归结失败可以列出几点：

      一、盛大虽是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但并非国际化公司，全面进入电子业，缺乏国际资源整合能力，缺乏行业优势，无掌控成本能力，为软件平台的广泛兼容，硬件核心必须采用X86系统，英特尔芯片就为必然选择，其成本代价高昂，与其他原厂商相比，高出几倍，不具备竞争力；为占领客厅，盒子必须具有突出影音功能，导致硬件代价高昂，除硬件之外，还必须得到与之相关的专利（如：DOLBY 、HDMI等）授权，整机成本将高于PC，陈天桥在盒子计划战略的竞争对手，已经非IPTV、机顶盒、PS2、XBOX，PC才是其竞争对手，因此市场未启动，内容及性价比已经输PC一成了。

〈财经郎闲评〉被停播了，工商联里一小部分心里不踏实的新贵们总算放心了。对他们来说，一连这几天的阳光一定会特别明媚。可是对我来说，少了一档可以集娱乐和学习于一体的节目，多少有些可惜。 
 
我喜欢郎咸平，有以下几点原因： 
 
1. 郎咸平的节目十分口语化（这也是节目停播的官方理由的来源，这样的理由简直是侮辱公众的智商），娱乐性很强，一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样子。除了司马南揭露伪科学的演讲，很少有这么有趣的节目。 
 
2. 郎咸平站在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总是从具体的事说起，先下雨，后打雷。与之相反，国内很多经济学家惯用的手法是先亮出自己的官方行头，把自己装扮成国家民族的代言人，摆出一副救国救民的架势，给别人一种反对他就是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反改革开放的印象，然后不由得你不听他“高屋建瓴”地胡扯一通，其中若隐若现地夹杂着一些私货。等事实证明他错的一清二楚明明白白的时候，你又发现人家其实什么事儿都没说，给你赖的一干二净。 口舌之争固然难辨胜负，但公道自在人心。 
 
3. 郎咸平总是用经过详细查证及研究后的事实说话。相比之下，国内很多学者、企业老总们总是在明目张胆地信口开河，诸如“长期研究发现”、“统计数据表明”或者“应广大人民的呼声”一类的典型句式在各种媒体屡见不鲜，要是再算上用“中国国情”和“国际惯例”蒙人的就更加不计其数了，可是从来没有人能仔细说明一下长期研究是怎么进行的、统计数据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广大人民是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且让他们听到的。  
 
 
4. 郎咸平对钱取之有道。郎咸平做节目和演讲都是明码标价并且从不讳言，虽然不是淡泊名利，但至少合法合理，比那些在台上装模做样大声疾呼，台下毫不含糊大把收钱的经济学家强多了。我觉得这样的学者教授比那些专门忽悠考研学生资料费的大学教授技术含量更高但更不光彩。 
 
近几年来，从台湾来大陆的人经常成为关注的焦点，在大陆的外资企业老总也很多是早年留学海外的台湾人。台湾对西方开放比大陆早了几十年，一批批的留学生学成归来，使台湾经济、文化迅速融入现代化的元素，造就了台湾“亚洲四小龙”的辉煌。如今越来越多的台湾留学生学成归来，发现在大陆可以大有作为。他们的登陆无论对其自身、对大陆还是对两岸关系都会有着正面的影响。对于他们“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我们应该给与谅解和包容，而不是打压，更不应该把他们视为别有用心的捣乱分子、“台独”分子或者“反攻大陆”的急先锋。

      “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这是张维迎教授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举办的一场研讨会上讲的话。（2月27日《中国青年报》） 
http://news.163.com/06/0228/07/2B1H78RT0001124T.html 
凡是在中国生活的人只要凭经验就能明白：如果中国有哪个阶层从改革中获益的话，那么“干部”无疑应该是获益最大的阶层之一。 
 
　　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这个阶层的典型特点是“不落空”：他们在“下海热”的时候下海，“出国热”的时候出国，“文凭热”的时候拿文凭，住房改革的时候以低价拿到豪宅，公车改革的时候拿到巨额“车补”，“阳光工资”的时候狂涨工资，还被逼着“带薪休假”…… 
 
　　总而言之，20多年来，所有的好事领导干部全没有被落下。到如今，“干部”已经成了今日中国几乎惟一能够给人带来保障和安全感的职业，每年的“公务员考试”热到了销铁熔金的程度，这样一个阶层怎么可能是“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呢？ 
 
　　但是，在仔细研读了张维迎教授讲话的主要内容后，我又有点笑不出来了，因为他的话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因此“改革必须补偿现有利益群体，否则改革就进行不下去”；“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而“正确的观点是不需要投票的，否则谈不上尊重科学”。 
 
　　的确，在学术研究领域，观点的正确与否是不能通过投票来解决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张维迎教授在这里谈论的根本就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公共政策。他是在谈论谁的利益在改革中受到了损害，应该优先对谁进行补偿的问题，这是一个涉及亿万民众切身利益的公共问题。这样的问题，只能通过让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充分讨论，最后在法治的框架内，比如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的代表大会上，用投票的方式来解决。只有这样，才符合民主的原则、程序正义的原则，才能获得社会公众真心实意的拥护，才能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 
 
　　不夸张地说，张维迎教授实际上就是在公然主张精英独裁！ 
 
　　同时参加了研讨会的孙立平教授，在会上用这样一组判断表达了自己对社会现状和趋势的担忧：一是结构定型，即穷富强弱现在已尘埃落定；二是精英联盟，即权力、经济和知识精英已经结盟；三是寡头统治，即种种反民主的言行开始出现；四是赢者通吃，即一个人只要在一个领域获得优势，就可以在其他领域畅通无阻。张维迎教授以知识精英的身份，说出如此“笑话”，无疑为孙立平教授的判断作了一个绝妙的注脚。

      近期几天寻找2005年末世界银行发表《国家财富何在》的中文译本，一直没找着，在《商业周刊》繁体中文版2006.1.9出版的946期的一篇文章：《教育、法治富国强民—多读一年书 人均财富多近三万》，把它全文摘录下来，让大家分享和思考。

        世界银行研究显示，国家要有钱，靠的是无形资本。尤其是法治和教育。据统计，人民多受一年教育，平均每人财富增加838美元;法治指数升一级，人民财富增加100美元。

　　教育及法治才是富国强民之本

　　2005年底，世界银行正式发表 《国家财富何在》（Where is the Wealth of Nations？）一书，书名让人直接联想到1776年出版的亚当?斯密《国富论》 （The Wealth of Nations）。《国富论》探究国家财富本质及起源，《国家财富何在》则进一步以2000年的数据，分析全球120个国家的财富构成基础，试图在其中找出财富创造的努力方向:这份研究发现，国家越是富庶，其天然资源所占比例越低，无形资产所占比例则越高，而无形资产的累积，又以教育及法治最为重要。

　　归结此次调查的研究目的，正如世银永续发展事务副总裁詹森所说，财富创造“若不能正确度量，遑论正确管理。”事实上，衡量一国的财富，目前已有许多方式，否则世人不会有富国、穷国的区分。计算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国民生产总值（GNP），可算是最常见的评量方式，但现有的指标忽略天然资源的消耗，也未计入环境所受到的伤害。经世银评估，若加上天然资本及无形资本，撒哈拉沙漠以南最贫困的非洲国家，每人净储蓄皆为负值，根本无能力做到永续发展。

　　法治指数升一级，平均每人财富增百美元

　　生产资本（Produced capital）是一般人较熟悉的资本项目，包括机械、设备、基础设施、都市用地等等。此次研究同时加上天然资本（Natural capital）及无形资本(Intangible capital):前者包含原油、天然气、矿藏之类的无法再生之资源，以及农耕地、放牧区、自然保护区等;后者则是整体财富扣除生产资本、天然资本之后所剩下的部分组成要素，包括一国人口的知识技能、特殊专长、社会互信程度，以及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社会组织制度。

　　据统计，2000年全球平均每人财富为9.9万美元，其中无形资本就占了78%，远超过天然资本的4%以及生产资本的17.6%。

　　若再细分高、中、低所得国家每一资本项目中并无明显的区分，生产资本占其整体财富的比例依序为17%、19%及16%。高、中、低所得国家的差异主要在另外两项资本类别:天然资本占其整体财富的比例各达到2%、13%及26%;而无形资本占其整体财富的比例则顺序为80%、68%及59%。

　　无形资本所占比例之高，连参与研究计划的相关人员都始料未及。书中指出，“此次财富估算最令人意外的是无形资本具有极高的价值。研究样本中，近85%的国家都有超过50%的财富得自于无形资本。”同时文中指出，无形资本是高是低，九成的影响在于学校教育及法治程度，换言之，一国富庶与否，恰与该国人民的教育水准及法律制度良窳呈正比。

　　也因此，平均每人财富最高的国家中，前几名尽由欧美发达国家包办，第一至第五名为瑞士、丹麦、瑞典、美国和德国，其中瑞士平均每人财富为64.8万美元，亚洲地区仅日本挤进前十名。倒数十名则多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垫底的是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尼日尔和新几内亚，其中埃塞俄比亚平均每人财富仅有1965美元。

　　由于世界最穷的国家都有一些共通问题，既缺乏良好的教育体系，且贪污腐败问题也时有所闻，在可预见的未来，情况有可能继续恶化。

　　无形资本非一蹴而就，需要长期投资

      依据世银的研究，无形资本价值中，教育占36%。目前低所得国家平均每年在每个小学生身上花费五十一美元，但其人民若能平均接受一年的一般学校教育，每人平均无形资本价值将可提高八百三十八美元，也就是说，对穷国来说，教育可说是非常划算的投资。

      相对于教育，法治重要性只有过之。世银此次调查特别设计出一套法治指数，用以评断一国人民守法的意愿及对该国法律制度的信任程度。而其研究结果显示，法治程度可以决定一国57%的无形资本价值，司法制度越是有效、财产权保护越是明确、政府运作越是顺畅，整体财富价值也就越高。世银的法治指数是以百分级距表示，级距越高，代表法治程度越高。经济合作既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平均级距为90，瑞士被评为99；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平均值为28，衣索比亚16.4，阿尔及利亚和布隆迪两国甚至连5都够不到。

      研究人员在书中表示：[法治指数每爬升一个级距，低所得国家平均每人财富总值就可以增加逾一百美元，中所得国家平均每人财富总值增加逾四百美元，高所得国家平均每人财富更可提升近三千美元。]以法治指数不到级距五的阿尔及利亚为例，只要是法治状况能有改善，指数即使只升一个级距，国民平均财富都可提高近4%，同样的假设套用在衣索比亚人民身上，其平均财富也可增加5%。

      受议题设定因素影响，这份调查有很大篇幅在讨论低度发展国家问题，但全力冲刺的开展中国家也可以从中找到宝贵的讯息：同样的农林鱼牧资源，在美国与在非洲可能有完全不一样的财富产值，原因是高所得国家可以利用生产资本，以及更重要的，可以搭配许多无形资本，充分发挥各项天然资源。随经济持续成长，无形资本的影响力一日胜似一日，而要国家的无形资本向上提升，绝不能忽视法治与教育。

      当然，法治环境的改善、教育水准的提高，都需要投入大量资源，也非一蹴可及。但如果一过只是看到现实面的难处，难就有如英国剧作家王尔德所说，只见每件事的价格（成本），却对其价值一无所知。一国人民要更富庶，国力更富强，绝对需要这样的长期投资。

             文：林君宜                  《商业周刊》中文繁体版2006.1.9 

 

 

 

      《经济观察报》3月13日的41版发表了张维迎的文章和专访，提炼其中主要观点，基本上是两点，一、效率与公平，经济要发展首先需要讲求效率，兼顾公平。文章中也列举一些经济差异和国民收入差异的例子。二、经济与政治，讲究策略是政治家的事，不是经济学家的事。除以上观点也有一些新见解，如：利益补偿的等价机制，权位等价机制等；

        不可否认中国经济改革的表象和内在已经发生偏离，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没有给多数人，带来经济上的平等，无论是机会或是结果。根源在哪里，其中是有一些意识形态制度方面的不可言之，但经济学家却是不可撇开责任。中国经济改革的二十六年历程中，发展速度无法想象，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革初期的发展确实带给每个国民信心和鼓舞。但改革后期，一味追求发展效率，出现了GDP大幅增长，而部分国民收入没有增长的结果，明显的例子就是珠江三角州地区，普通打工者的收入与十几年前基本没有提高，然而物价，就业，社会，地位等与工作生活相关的环境与十几年前有了很大的改变。对于这一切，郎咸平的分析比较透彻，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完全了解市场经济或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和内在机理，不知道没有完善法制化环境与制度，不可能培养出社会责任。世界银行2005年末发表的《国家财富何在》更是证明以上的观点：法制的公信力越高，国民收入越高，法制公信力越低，国民收入越低，这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相互印证。

        现在我们只有宏观经济调控，却没有宏观经济学家，不然不会有如此社保、医保政策，我们的社保与医保只是少数人的保障，没有社会福利的国民普遍平等，本身就是福利不公的根源，以致医疗产业化和教育产业化成了部分利益集团的工具，并没有带给每个国民，每个家庭福利。这些经济政策引起的其他相关问题就更广泛影响各个方面。

        以上是《经济观察报》文章的感言。

        《国家财富何在》一文的相关论点见《商业周刊》繁体版

         下载地址：http://lib.verycd.com/2004/12/30/0000032950.html

 

     刚申请了Spaces,弄了半天，音乐却无法上载，有些郁闷，还是过几天吧。

     前阵子经济观察报关于医保和社会保险上的一些文章和近期的医疗新政与社会保险金比例的调整，看来目前医疗与社保是免不了走上破产的路子。道德法制环境的不健全，权益集团就像手拿着一把刀切蛋糕，怎有不破产之理？

     郎咸平第三年看到自己的胜利了，金信信托倒灶了，金信信托是干了不少坏事，长虹，德隆等都请金信信托做了师爷和二传手，坏事干了，也捞了不少好处，充当“MBO的金库”。看来信托基金真是广阔天地，大有可为，不过在背后做事，总要小心些，弄不好要翻船的。

     第一财经的“经济郎闲评”也基本每集都看了，反对郎咸平观点的基本有两种人：一种是权益集团或是当事人，让别人知道偷宝藏宝的方法，总是尴尬的，站出来表明清白，也是勇气的一种；另一种人基本上是以学者身份出现的，学艺不精或是照般经典，或是“中国国情”，站出来拼一拼也是好的，人家郎咸平别人不也是炒作出来的吗，如法炮制，真有些丢人。经济学不是医学，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了解历史，研究数据和理论一样重要。御用学者使用官家数据，套些理论公式，就是我们的经济政策。难怪乎会有“MBO吞没国有资产”、“产权大甩卖”，国家是谁，国有资产姓谁，先要看清这些。当然要看懂这些，是要有些良心的，社会大众和百姓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体，无论当官或是掌管国有资产没了责任，只有私心，忘了国家和国有资产是全体百姓拜托他们看管经营的，就如同郎咸平所说的忘了“信托责任”。这些天开始看《经济学原理》刚看完经济学原理的第一章,学了些皮毛，发些气话！